1. 土豆生病，为什么能导致100w人死亡？
1850年的爱尔兰，一场全国大饥荒已经持续了5年，一百万人死亡，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这场饥荒的原因，竟然是……土豆生病了。
这真是个奇怪的原因，死了张屠夫，大家还真就吃不上猪肉了？
其实很简单，饥荒发生前，大部分普通爱尔兰人都是以土豆为生，因为价格便宜嘛。
但事实上又没那么简单，之所以全国的土豆都在短时间内被传染，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人工栽培出来的品种。
物种之间，是有竞争的。因为产量高，大家就一窝蜂地种它，看上去很有竞争力，可一旦遇到生物灾害，反而成了最弱的。而且，正因为它之前太成功了，连一个替代品种都没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场饥荒，才会在没天灾的情况下，持续了5年。
同样的事儿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同样是人工培育的美国大豆，同样是一场病毒，同样是全军覆没。幸好他们在中国找到了野生大豆做为种子资源，回去重新培育，这才有了后来横扫全球的美国大豆产业。
如此一来，人类开始反思，开始提出了刻意保持“物种多样性”的理念：生物学家会收集各种人们不再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虽然它产量很低，但总有一些未被发现的基因，说不定能抵抗未来某种不知名的病毒。环境变化很快，保留那些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说不定是为我们的后代留条活路。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生物学概念呢？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
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失败太多，而是尝试太少。
2. 抗生素为什么无法战胜细菌？
《爱丽丝镜中漫游记》里有一个国际象棋中的角色，叫“红后”（不是《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红桃皇后），她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在这个国度中，必须不停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这句话后来被借用到生物进化领域，变成了“红后理论”：所有物种都必须不停进化，才能勉强不被淘汰。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细菌。人类发明了抗生素后，以为很快就能把细菌从地球上消灭。但实际上，80多年过去了，真正被淘汰的，反而是抗生素本身。因为药是死的，细菌是活的，基因一刻不停地在发生着各种突变，虽然都是漫无目的的，绝大部分是自寻死路，但总有那么一些细菌偶然变异出耐药性。此时，抗生素的打击让其他“兄弟”阵亡了，反而让新一代耐药性细菌获得生存空间，这就完成了一次“物种进化”。
不过，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一件事：进化是没有方向的，无论是“进化”，还是“退化”，只要是“变化”，就是evolution。所以严复把evolution翻译成“天演论”，而非“进化论”。
如果你以为我接下要开始打鸡血，告诉大家要每天对着镜子说“你要改变”，那就错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平庸是人的天性？
把进化论用在个人励志上，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谬误，因为个体不等于物种，物种必须进化，不代表进化也是个体的最优生存策略。
二千年前，一个聪明的古人看穿了这一点，留下一本“反进化”的书，那就是《庄子》，他在书中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进化是整个物种要操心的事，你说环境会变，我们也要变，是明天吗？是明年吗？瓦特？几百年，上千年？关我屁事啊！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
庄子还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
事实就是如此，改变是件危险的事，个体的进化，99%在找死；基因突变，99.99%是怪胎；创新者的生存机率，远远小于保持不变者。
“生命”一词听上去很高贵，貌似其中有啥重大意义，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个体而言，它们就是生存本能，多活一天赚一天。所以保持不变，保持那点可怜的优（平）势（庸），才是常见的生存之道。
况且，现代社会还有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系统，不但保障平庸的人活得下去，还能活得舒服，活得有尊严，就像张楚的一首歌里唱的：“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只要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个体和物种就成了一对矛盾：平庸是个体的天性，变化就是找死；进化是整个物种的要求，平庸就是等死。既不想找死，又不能等死，那就一定要出现抵抗这种天性的“舍生取义”者。
4. 为什么“毕加索”生前成名，“梵高”死后流芳？
去年有一篇文章刷爆朋友圈，叫《为什么毕加索是富死的，而梵高是穷死的》，大意是说，毕加索会营销炒作，而梵高只会画画。
这当然是篇胡说八道的文章，把别人的成功简单总结成“会营销”，是洗脑文的常用伎俩。不过，同样是现代艺术的开创者，为什么毕加索能成为第一个生前就把作品送进卢浮宫的人，而梵高只能死后享受盛名？这确实值得研究。
最简单的原因，毕加索活得够长，92岁，画得够多，作品总计近37000件。如果梵高也能活这么长，也能画这么多画，他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
能活下去，是生命的头等大事，才谈得上“改变物种”。而想要活下去，你就要耐得住寂寞，保持平庸、创新的平衡。
梵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风格蜕变，可惜此时上苍却只留给他两年了，人们完全来不及理解这种鲜艳的色彩和凌乱的风格。
而毕加索呢？虽然他的风格也在变，但每次都刚好在人们理解的边缘，所以他的画也能很早卖出去（绝非营销）。而且，在每次变化前，他总能将一种风格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从“立体主义”开始，他更是引领着整个艺术界的最新潮流。他不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社会的思想者，一个时代的偶像，带来一种象征未来的思维。
梵高就像是一个生命个体，在环境变化之前，他的基因就开始突变了，最后成为一个怪胎，在孤独中死去。
毕加索就像是一个物种，有着自己一以贯之的风格，大部分时候保持稳定，但又保持了突变的能力，每次在人们厌倦某种风格之前，他总能像魔术师一样，变出新花样，让你眼前一亮。
梵高和毕加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类这个物种进化过程中的“使命承担者”，但我们能否选择做“毕加索”，不做“梵高”呢？
5. 你不光是个体，也可以是“物种”
前面把毕加索比喻成一个物种，这个看似荒唐的比喻，还是挺值得我们细想想的。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是永远不变的吗？昨天的我、今天的我、明天的我，是一个人吗？
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的寿命很短，除了神经细胞之外，都在120-200天之间。事实上，大约每6-7年，你的细胞就要全部更换一次，你就是个全新的人。不变只是我们的幻觉，可以说，每天早上醒来，你都是一个拥有“旧记忆”的“新我”。
所以，我们大可以把“一辈子”看作成“物种”，把“每一天”看成“个体”，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需保持稳定、平庸，在日常生活中积蓄能量。
但一定要保证：划出一定比例的人生去创新、突变，虽然那些变化，大多数是徒劳，甚至有害的，但这是作为“一个物种”的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