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酝酿19年的电影，在这个冬天终于上映。对于编剧刘震云、导演冯小刚来说，是一解多年胸中郁结的圆梦；对于观众尤其年轻人来说，却打开的是了解上世纪发生在中原大地那场灾难的一个窗口。
关于电影呈现的历史是否准确的争论仍在网上继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它提供了一个直面本民族苦难的契机：揭开尘封许久的历史，关注被遮蔽的过往，追寻细节中掩藏的真相。
有时候，一个民族的目光需要在某一时间共同交汇一次。而沉痛，或许恰是价值所在。
■看见■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豫灾实录》，《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写于1943年1月17日，原题《无尽长的死亡线》
老人常秀峰，1938年生人，更多人知道她另一个名字——“梵高奶奶”，65岁丈夫去世后才第一次离开农村，跟儿子在广州生活。后来看见广州高大的木棉树觉得很美，她拿起孙女的蜡笔70多岁生平第一次画画。她因为那些好看的民俗画在香港办过一次个人画展，两次被请上“鲁豫有约”，她的画作被法国著名摄影师鲁斯本、马英九收藏。
“梵高奶奶”的老家是河南，南阳方城县拐河镇江家村。1942年，她四岁。
编剧史航看过她画的逃荒。“全家人逃，途中卖掉了她一个小姐姐还是小妹妹。她画上大人背的筐里会有这个孩子，穿着比较鲜艳的红色衣服。就其实是已经卖掉了的自己的手足，但在她画上一直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始终都在。”还有一幅油画是关于蝗灾，人还蹲在地上力图捡一些麦穗、抢一些粮食，头顶上蝗虫已经像日本人的飞机一样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画面。“她儿子有一次很有闲心地数，我忘了他告诉我是画了有几百只吧，有个数。”
然后老人回忆起他们逃荒的岁月，“她其实是不认字的。画着画着，想画故乡的东西，再从故乡想到亲人，就开始画亲人离开故乡一路上的事情，把自己的记忆一点一点画出来。”
“就像香港以前有一个老流浪汉叫曾灶财，他用毛笔满墙寻一些空白的地方写字儿，写自己认识的人和亲人的名字，想起谁就写谁，后来成为一种涂鸦，2003年还送去过威尼斯双年展。他去世后这些都保留着。就是一个人总是拼命用他的方式把记忆弄出来，文人可以写小说、可以接受采访，我们每个人可以发微博，但是对有的人、对梵高奶奶、对曾灶财来说，她就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她就自己画这个画写这个字儿。”
史航擅长戏剧策划，帮忙看过电影《一九四二》其中一稿的剧本。他印象特别深的《温故一九四二》那本调查体小说里，刘震云访到一个叫花爪舅舅的人，求他：“饿死人那些事你再说点儿细节。”舅舅本来跟他聊了半天，一听这个话就恼了：“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但其实，总归我们还是得要细节。其实历史就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要不然，历史就是一个纯官方的教科书上的概念、一个中学教科书上的名词解释，背下来得几分的东西。”
12月4日晚在北沟沿胡同“杂志客厅”，一个《1942：河南旱灾》纪录片放映和分享会上，一个年轻的男生在听完上述话后举手发言：“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过日本人打过来时她们逃难的情形，她在无锡，她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一路逃。她牵着她的小妹妹，她母亲抱着最小的孩子。飞机在头上轰炸，奶奶当时告诉我飞机会俯冲下来丢这个炸弹。最后一个炸弹把她们四个人全部炸散了。她牵着她的妹妹一路哭，哭到前面看见她妈妈抱着小妹妹一路也在哭，四个人最后又见到了。我这么长时间一直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感受过。当我看到这个电影，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上面丢炸弹，老百姓在下面逃难，大家开始四下奔逃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原来只在书本上看到或别人告诉你的一些很平淡的描述，尽管你知道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感受。但通过这个电影，你能切身感受到当年你的祖辈们所遭遇到的那些苦难。”
“我一个好朋友去世，他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下午就到网吧打游戏，说‘人早晚要死’。我并不反感下一代人想法。但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到！如果没有那么多苦难，如果每天都像花一样，一代代母亲不过是依靠本能繁殖并培育孩子的人。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母亲就要流泪？为什么那么多酸楚涌上？”博友徐敬亚的话。
作家加缪说，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唯有通过记录与言说，让人走进历史、还原苦难，才能让逝者的生命重新尊严起来。
■救赎■
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这时救灾的概念，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温故一九四二》，作家刘震云写于1993年12月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史航爱做读书笔记。十九年前初读《温故一九四二》时，他在摘抄本上记下这句话。
多年后，冯小刚表示这是他删得特别不舍的一场戏：“日本人来之前粥场舍粥，粥太少，人太多。神父就说一个条件，你们把街边的人埋了。人死我们救不了他们，但是人死了要有死的尊严，就是总不能曝尸街头。灾民们一块喊，埋不过来。又说，那把你们亲人埋了。灾民们又喊，先顾活的吧。这些都删掉了，实在没有篇幅，电影如果让观众看3个小时的话是很难做到的。”
电影中最终删掉的，还有张涵予饰演的安西满的结局。日本人来了，要发粮食给老百姓，把粮食堆在教堂院子里，让他们看着。这时候安西满已经精神崩溃了，半夜来找梅甘神父，说：“我知道魔鬼在哪里了，魔鬼就是粮食。”说完之后安西满把火把扔到粮堆里烧那些粮食。日军听到动静进来，开枪，他被打死，托马斯·梅甘去抢救他，也被打死，两个人一横一竖，两个人的尸体叠成了一个十字架。
日本人到来之前，张国立演的范东家曾带着孙子找到洛阳的教堂，想把孩子托付在这儿。他跟安西满说，我不跟你开玩笑了，我不嘲笑你了，你能把我孙子接过去吗？你要可以我现在就信主。因为觉得你们这儿有粮食吃。后来别人告诉他安西满已经疯了，老东家一看没戏，又抱着孙子走了。
1942年，河南人没有方舟。
“世界战争的格局，国弱敌强的形势，派系、体制的局限，好像种种困境纠结之中，老百姓，只有老百姓，总是最没‘价值’，最先和最轻易被放弃的那一个。”“南宋时，沦陷于北方的中国人民，有个称呼叫‘遗民’。‘遗’者，扔下的意思……”一如跟蒋介石吃早餐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最终被精简掉的一段台词：“我不能说呀，人家都说世界历史这么大的人物，我就觉得300万人算个屁啊。但我一出来又觉得：不是个屁啊，这是300万人命呢。”历史的车轮轰然前行下，那颠沛流离3000万难民似乎注定命若蝼蚁。
有人视之为表现历史的勇气。“下面饿殍遍野，上面官场百态，这种事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只是以前没有那么详实的记录。《一九四二》，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苦难史的一个断片。”
直面这样的现实需要更大的勇气。
在分享会上被问到“出路”，史航说：“很简单，这个片子结尾，它不是走向宗教，而是一个失去一切的老地主，遇到了一个失去一切的小女孩，‘你叫我一声爷，咱俩就算认识了’，拉起手一走，多少年后，这个小女孩成了‘我娘’。这里面，其实什么是希望？希望就是我娘活下来了，我出生了。这就是希望。这个比宗教重要得多。就是，中国人还是有些人活下来了，而且中国人再遇到中国人，能再生出中国人来。这就是希望。”
就像徐帆演的花枝最后被卖之前，她把牌位塞给自己的儿子：“记住，老家是延津。”“我想，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我们每个人被裹挟，可能被人活活从土壤里边拔出来，我们只是尽量带着自己的根须一块儿上路。这个祖宗牌位让我记得从哪里来。其实就是花枝作为一个母亲，除了卖身给孩子留下一点小米之外，就是留这个牌位、留这个记忆。我们其实能做的也就是这种，一次次重复，把我们这个家庭有限的信息传给下一代。我知道的我的爷爷、我的太爷爷的记忆，也是他们通过这么一种方式，他们也没出书、没有记载在网上，他们也就是口口相传，传递着让我如今能够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
■选择■
红色的花，白色的馍/这就是我的村落，/我想说一句话，一句心里话，/让我播种、让我收获，/行吗,黄河？
——片尾歌词，刘震云为电影《一九四二》写于2012年10月
刘永峰是《看历史》杂志的记者，他在他的《失措：逃离灾荒生死线》一文开头引用美国画家格兰姆·贝克的一段回忆。
1941年夏天，当洛阳城内正笼罩在战争的恐惧和威胁下时，格兰姆·贝克在周边的农村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农民们在静静的田野中安详地干活，“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地东逃西窜。”（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
有一天，格兰姆·贝克经过一个在地边打歇的农民，他正在注视着那支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当格兰姆·贝克走近时，这个农民做了个姿势，指着难民笑道：“他们没有办法！”然后，他用手指着自己和身后的村庄，骄傲地说：“我们有办法！”
《看历史》另一位记者杨东晓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城里人如果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他们的商铺，没有了他们的生意，他们只能逃荒，只能炸锅，我是种地的，我们有办法，我们能种出吃的来，能养活自己同时换来经济收入。”
“中国的老百姓是，你只要不打仗，只要不盘剥得太厉害，给我们一点粮食，给我们种粮食的一点机会，让我播种让我收获，我就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能供养你们。就这么简单。可问题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这个你都不让，你把我给饿死了……”采访那日，她记得刘震云说完这话，从棉袄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沓纸，扒开，里面有那么八开大的一张小纸，还叠了好几个四方，他说，“我刚刚写下的，我给你念一念：‘红色的花，白色的馍/这就是我的村落/我想说一句话，一句心里话/让我播种、让我收获/行吗,黄河？’”
那是他突发灵感，为电影写下的“刘版”片尾歌词，那时电影还没有剪完。
最终观众听到的是另一首，“头上的乌云、心中的忧愁……”史航个人觉得这版更好：“刘震云那个更有点地域风情似的这种东西，其实在这一切之后，有点薄了。说白了，我们一路上已经看尽了这一切，认识的人都死光了，最后人只能看天，天上有什么字儿算什么字儿，这时候不是花啊馍啊这些东西了，就是，只有对来世……到片尾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成了一个祥林嫂，她关心的只是，人死后还能见到别的人吗？”
至于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关于小说的结尾和电影的结尾，史航的看法是：“小说落点是，我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活下去。所谓‘离乱人不如太平犬’，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在沦陷区当一个顺民活下来，或者拿着日本人发的军粮活下来，这是小说里提到的一个选择。而到电影里，首先小说出来的1993年和2012年区别很大，再一点，小说传播幅度跟一个商业大片的传播幅度区别也很大。所以非常可以理解刘震云选择了后一种方式来阐述。其实都是活下去，只是一个是‘谁的粮活下去’，一个是‘牵着谁的手活下去’。如果说吃日本人的粮，这是屈辱地活下去，那牵一个小姑娘的手，是勇敢地活下去。这两个，其实并不太违和，这两件事情。”
“生存本身能够替我们做很多选择，将心比心地做很多选择，而不是后世我们来掂量、来站队、彼此表态这样的东西。对真实来说，我们高兴的是，我娘被牵了手，然后我能出生，所以我想政治历史更多选择，不如我们将心比心的一个命运代入更有意义。”
■价值■
“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地描写。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瑞典文学院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2012年12月
1990年，钱钢筹备《中国减灾报》改版期间，试图建立一个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编《二十世纪重灾百录》。他邀请当时在《农民日报》工作的刘震云写1942年河南大旱，邀请当时还在部队搞专业创作的莫言写1927年山东蝗灾。
几年后，项目完成，莫言以他惯常的虚幻现实主义笔法写出了《蝗虫奇谈》，刘震云写出了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1999年，《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12月，《一九四二》热映。同月，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地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这是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所致的颁奖词。
七十年前，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曾在河南指责一位中国军官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白修德错愕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仗是为谁打的呢？人民饿死了，保家卫国还有什么意义？这种本末倒置的巨大悖论，让他实在理解不了。
2012年，一部《一九四二》让许多看过的人自问：“如果我在1942年，我会怎么样？我当如何？”也同时引发了民间了解追问相关历史的热潮。
4日晚的分享会上，有年轻人困惑发问：“一个事件，包括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件，到底通过几个维度的共同描述才能尽可能地还原这个事件的真实？”
史航这样回答：“我想起前两天老六（张立宪）他们在深圳有一些座谈，有个人问他你那《读库》的作者，你就干干巴巴写两字名字，你也不写这个人是干吗的，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诗人，还是文史学者，以前有什么作品你都不说，这样我对他也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为什么这么偷懒？老六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喜欢看这篇文章的话，你应该有渠道自己去了解这个人。’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
“同样道理历史史实也是这样，我们开始接受一个史实，有的人他就是把中学名词解释背下来，一辈子不再想起，高考之后就跟中国历史绝缘，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那他的命就是这样。也有些人觉得这样恐怕不够，就像说我跟一个女孩儿、网友，她发了一张照片，免冠照，我觉得这不够吧，你有没有别的照片给我看一看。我可能就想要第二张第三张或者自己去找。同样道理对历史史实，慢慢我觉得教科书不够，我还要外国人的观点，外国人会不会太有成见、又有一些误读呢，我看看中国有没有当时的记录；当时记录会不会官方有所隐瞒呢？再看看口述、报告文学、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会不会太局限，河南省就写河南省这点儿事，把人家陕西人说得很不友好，我再看看陕西呢……你的焦虑形成你的期待，慢慢形成你的动力，你自然会再走。如果你满足于两个维度，或者你觉得80个维度都不能满足你。所以不用预先设定，因为设定好以后，当成一个负担，比如每次8个维度，凑到3个你就累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吃了没饱就再吃，吃饱了就不吃，对历史这个信息，吸收到这为止，觉得饱和了，停住。某一天觉得又怀疑了，就接着再往前吸收。”
“有的人可能因此成为一个调查学者、一个编导”，在史航看来，“这就是命运的推动”。
2012年，“通过一个电影，所有人的目光在一个电影上交汇了，这一定肯定超过了一个电影的价值。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有时候一个民族他们的目光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共同交汇一次。我们很高兴提供了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刘震云如是说。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