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

现代科学与信仰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涵盖深广的课题。但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排斥,水火不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以存在于科学还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

此外,有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完全互不相干,离开实验室时把科学留在那里;从教堂出来后,信仰也随之留在教堂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严格地说,此种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完全贯穿于人的整个思维和行动过程。我将不对此种观点多费篇幅。作为一个崇尚科学的知识分子,我原在科学与信仰方面有过长期的挣扎。本章拟就对前三种观点,在我曾困惑和思考过的一些层面上,作些剖析和论述。

一、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的,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和不可靠的。因此,追求科学者必须扬弃虚无飘渺的信仰;虔信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害,表明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 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我过去视这种观点为天经地义,现在却有了新的看法。

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许多人心上。大陆《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哥白尼》,是我国一位著名老科学家写的。文中说: “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文章的结尾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1。文中的观点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这种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因素,作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

日心说的确立历经了漫长的时日。地心说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首先倡导的。由于他有许多“理由”,所以地心说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一千多年,直到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发表《天体运行》一书才受到挑战。在哥白尼思想的影响下,泰革(Tycho Brahe, 1546-1601)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地心说:地球以外的行星都绕太阳转;但太阳及其行星都绕地球转!泰革的助手、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用归纳法分析泰革二十年积累的数据,提出了 “行星运行三大定律”,支持了日心说。同期,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 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星体,看到许多前人未见的现象,也支持日心说。但是,直到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日心说才从理论上被确立2

庄祖鲲博士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载于《海外校园》第二期)一文,对日心说与地心说争论的实质,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 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妥出版。长时期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

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他于一六一○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后,当即受到其他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成为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一六三二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弗罗伦斯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庄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说(对此他事先已私下取得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 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

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中,有人攻击他是异端;后人中也有人以为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表明他认为《圣经》有错误。伽利略本人,对此都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 他又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3!

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是《圣经》的启示,而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是当时人们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果。《圣经》中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凯普勒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未遭到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即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凯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所以,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天主教教义中的错误的胜利,而不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

毋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确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金新宇博士在《科学与基督教》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爱尔兰主教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56)根据《圣经》中人类的家谱推算说,神造人发生在公元前四○○四年,但《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当避雷针被发明时,一些教会曾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不敬,打雷时应敲教堂的钟;一八七○年当莱特主教(Milton Wright)访问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时,对该大学校长的“我相信在未来五十年内,人能像鸟高飞天上” 的预想大为震惊:“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会亵渎神了!” 但三十年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美国北卡州的上空飞行。……金新宇指出,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4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著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对垒之势。

“五四”运动时期,先驱者们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科学主义”也引进了中国。至此,我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科学当作认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被科学证明了的才可信;一切不能被科学证明的皆可疑;所有不合科学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他们虽然欣赏《圣经》的道德准则和基督徒的品德,但因神的存在及神迹奇事无法被科学验证,故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是,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峙中,迷惑者、困惑者却不乏其人,笔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这是我过去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作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著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这些,在第六章〈进化论与创造论〉中将详细讨论。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越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的和谐一致本是显而易见的。神藉著大自然和《圣经》启示 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据盖洛甫统计,前三个世纪的三百位著名的科学家中,百分之九十二是神的信徒,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熟知的所有大科学家,如牛顿、焦尔、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士威尔、蒲朗克、爱因斯坦等。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事实胜于雄辩。虽然一些科学家、甚至一流的科学家仍不信神,但盖洛甫的统计清楚显示,科学和信仰是完全可以和谐、一致的。

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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