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雷蒙德?穆迪的《死后的世界》改变了全世界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穆迪医生的研究在整个世界传开来，他告诉现代人们对于死后经验可以有什么期待：隧道、白光，也会有死去很久的亲友在“彼岸”等候我们。想一想，在25年前，这样的意象还不常和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医学教授布鲁斯?葛雷森（Bruce Greyson）曾说，穆迪的研究开启了“一整个新的世界”。我们集体的世界观改变之大，让人几乎忘记在1975年该书出版以前的文化限制。
在《死后的世界》出版以前，“濒死体验”一词甚至不存在。医生们称之为“拉撒路综合症”，暗示着那是医学上的病理现象。病人也不会把任何经验叫作“濒死体验”，大概都认为那不是其自身有精神疾病就是药物引起的幻觉，再不然就是脑部缺氧。当穆迪医生花时间倾听心脏病发作而活下来的病人谈他们的濒死体验，我们的社会才顿时集体“醒悟”。人们开始明白，当我们死去的时候，会有灵性的事情发生。根据盖洛普的调查估计，5%的民众曾经有濒死体验，但是他们大多因为害怕被嘲讽而羞于启齿，他们总是会怀疑自己的遭遇是不是真实的。
《死后的世界》之所以风行一时，是因为它指出了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丧失了关于死亡和临终的集体社会神话，其二是有系统地贬低任何和人类灵性面向有关的东西。穆迪医生的作品让我们想起自己骨子里其实是灵性的存有者，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有慈爱的光来接引我们，就是证明。当大限到来之际，我们的生命不是根据赚了多少钱或社会地位、声望去评断和诠释的，而是根据我们一生中和其他人分享了多少爱。在教会聚会以及传统宗教团体的参与度都是史上新低的时代，《死后的世界》重新点燃了我们对于日常生活中重要灵性的理解兴趣。
《死后的世界》原本由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写序，她是死亡和临终研究的先驱，因此可以说是与本书相互辉映。尽管数万年来，人类都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个自然部分，但是在20世纪初，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却爆发过一场血腥革命。死亡成了不自然的、肮脏的、用医学手段处理的，而且不能让大众看到的事情。19世纪80年代，大部分人都在家中去世；到了20世纪中叶，大多数人是死在医院里。由于医学的进步，对生命末期的侵入性干预导致临终病人放弃了尊严，也无法决定自己的生命。到1900年后期，就连美国医学协会都说，临终病人承受的羞辱且不必要的医疗干预，使病人在死亡过程中的尊严荡然无存。
1965年，当库伯勒罗斯医生写作她的《论死亡与濒死》（）时，死亡是没什么人想讨论的话题。临终病人深受“爱的谎言”折磨。他们不知道自己病情的真相，因为旁人觉得真相对病人打击太大，会让病人绝望。当然，社会科学家证明了临终病人总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医界和社会只是用爱的谎言蒙住眼睛，对死亡的事实视而不见。
库伯勒罗斯医生敢于和临终病人谈论他们的感受，此举招致她在芝加哥医院的同事们对她产生极大敌视。例如说，有个护士愤愤不平地问她，告诉病人只有几个礼拜可活，她是不是很高兴。库伯勒罗斯医生发现，那些病人早就知道自己只剩几个礼拜的生命，而且承受着社会对于死亡的恐惧所带给他们的孤独和隔离。虽然库伯勒罗斯对于理解临终者的灵性状态贡献卓著，但是她在第一本书里只讨论到死亡的各个情绪阶段，包括否认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即使是如此常识性的言论，我们的社会还是震惊不已。要一个以拯救生命而不是助长死亡为职志的医疗机构承认临终者居然有这样的感受，是可忍孰不可忍？20世纪60年代中期，尽管在美国有性爱和政治革命，却没有人敢讨论生死大事，临终的异象和灵性旅程也是个禁忌话题。
又过了十年，社会氛围才准备好接受《死后的世界》。库伯勒罗斯医生已经预告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概念：临终者都能预感自己的死亡，甚至往往接受它。十年后，穆迪医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说死亡不只是生命的熄灭，他借着足以改变生命的洞见，证实死亡是一个灵性充满活力的时刻。而这些洞见也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死后的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的另一个指标，就是在它出版以后，类似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包括《生命之初》、《死亡时的生命》、《生死之间》，以及我最喜欢的《猫王身后事》。《死后的世界》成了一个文化偶像，因为它回应了当时社会的灵性贫困。
讽刺的是，让病人得以苏醒对我们讲述濒死体验的，正是那轻视且羞辱临终病人处境的医疗技术。20世纪70年代初期，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成功救回心跳中止的病人成了稀松平常的事。虽然我们常听到一些关于死后世界的故事，但是在现代以前，很少有临床死亡后复活的案例。有了现代的急救加护医学以及随机应变的医疗团队，跟死神抢病人的事也就司空见惯。穆迪医生破天荒地察觉到，这些病人有助于我们对生命最后几分钟的理解。
穆迪医生对第一代及第二代科学家的影响和这本书一样重要。一千年前，根本不需要像《死后的世界》这样的书，当时的人们都很熟悉临终的灵性层面。在1975年，并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明死者会有关于另一个生命的异象，也无法证明这些异象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临终者的心理幻觉。二十五年后，该领域里几乎每一个洞察人类奥秘的研究者和科学家都认为，这些经验是真实的，而且是死亡历程很自然的一部分。
第一代的濒死体验研究者包括康乃迪克大学心理学教授肯尼斯?林恩博士（Dr. Kenneth Ring）、弗吉尼亚大学精神医学教授布鲁斯?葛雷森博士，以及英国皇家精神医学院的神经精神医学家彼得?芬威克（Peter Fenwick）。他们以正规的科学研究技术得出和穆迪医生大同小异的结论。无数的研究者证明了这些经验真实不妄，而不是幻觉或脑部病变的结果。
他们的工作启发了像我一样的第二代科学家。我们在西雅图儿童医院对孩子们的濒死体验进行临床对照研究，再次证明那些经验是死亡历程中真实的部分，而不是药物或脑部缺氧所致。这些孩子们都还太小，不知道要害怕死亡，也不知道濒死体验是什么，他们跟我们说的故事，和《死后的世界》里的成人故事一模一样。
更重要的是，身为国家战争研究员的詹姆士?惠尼利医生（Dr. James Whinnery）开发出一种技术，能够在可控的环境下诱发出濒死体验。他的研究对象是战斗机飞行员，他让他们待在一座巨大的飞行实验离心机里，以进入濒死状态。他的研究目的是要了解战斗机飞行员在高速战斗机里承受的重力反应。他证明了在离心机的压力下，战斗机飞行员也会有濒死体验。来自佐治亚州的精神科医生雷蒙德?穆迪、空军飞行医生惠尼利，以及我——西雅图的小儿科医生，各自研究濒死体验，并得到相同的结论，那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穆迪医生的书刚出版时，医界的科学家们冷嘲热讽地说濒死体验只不过是幻觉而已。25年后，科学已经站在穆迪医生这一边。我不知道有哪个主流科学研究者没有得出类似的结论。过去七年来的科学文献里，关于濒死体验有三种主要论点，都和穆迪医生最初的研究成果一致。诸如库伯勒罗斯和穆迪这样的先驱，在当时必须面对怀疑和仇视的文化氛围，而今却有数十种研究濒死体验的主流科学期刊问世。在穆迪医生创造的氛围下，有数百名研究生以濒死体验的研究为题拿到学位，美国有半数的医学院也开设了探讨临终灵性层面的课程。
现在，没有人会因为有幸拥有濒死体验而担心自己被嘲笑或是觉得精神有问题。《死后的世界》证明，濒死体验可以给他们正向的蜕变。当他们在临终时看到灵性的光，那些容易导致心脏病的愤怒和Ａ型人格似乎都融化掉了。
国际濒死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ear-Death Studies，IANDS）是一个致力于提供那些有此经验的人们咨商和支持的机构，他们吸取种种研究经验和使命，建立起有助改变我们社会的组织，对于科学研究的奖掖不遗余力。其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分会。而正是穆迪的《死后的世界》，直接促使了该组织的设立。
25年来，穆迪医生始终像个拓荒者。科学家如果有像《死后的世界》如此非凡的成就和贡献，一般而言就会守着他的桂冠，以其余年修正和阐扬原本的见解。但穆迪并非如此，尽管他实至名归地获聘为内华达大学意识研究中心讲座教授，却仍旧为研究生和大一新生开设关于濒死体验以及死后生命的科学研究课程。
穆迪医生在出版《死后的世界》以后，继续投入到意识研究的探索中。他始终走在科学研究的前端，而且会一直比我们其他人超前25年。
例如说，1995年，他开发出了一种不用真正接近死亡就能诱发濒死体验的技术。他利用该技术让人们可以和死去的亲友接触。穆迪医生在研究古希腊关于濒死体验的起源时，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医生用于袚除仪式的一种冥想密室的方法，亦即所谓的“心灵暗室”（Psychomanteum）。于是他建造了自己的“心灵剧场”，进行了数百次临床试验。如今在美国有十几个“心灵暗室”在从事该实验。同时，俄罗斯的物理学家伊凡?狄米崔夫（Ivan Dmitriev）也发现了“心灵暗室”，由精神科医生奥尔嘉?卡里提第（Olga Kharitidi）用来诱发脱离身体的知觉以及前世经验。
自从重新发现“心灵暗室”以来，穆迪医生继续研究如何将濒死体验的力量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次他问我说：“我们为什么要等到死了才能体会到这个美妙的蜕变经验呢？”
他目前在研究不需要“心灵暗室”的专业设备也能以冥想技术诱发出该经验的方法。奇怪的是，在他对灵性经验的理解和诱发的研究里，幽默经常是很重要的元素。
就我个人而言，我有关濒死研究的任何成果，都是受穆迪医生的启发。我第一次遇到穆迪医生，是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脑部研究的研究员，而我原本的兴趣是在放射线以及抗癌药物对脑部的影响。当时我正担任重症看护医生的职务，以值夜班时见证到一个孩子的濒死体验为基础，发表了一篇论文。
我们在西雅图儿童医院的研究团队，将濒死体验的研究视为繁忙的医疗工作以外有趣的副业。我对该领域涉猎不深，早期发表关于濒死体验的论文也只是在我的履历上累积足够的论文数量而已。我把那些经验当作“有趣的罕见疾病”（fascinomos），也就是说，有趣但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和穆迪医生的相遇改变了这一切。他读过我第一篇关于儿童濒死体验的论文之后，表示很想要见我。整整三天，我们不间断地讨论濒死体验。我清楚记得当时医院打电话叫我回去为一位重伤病患施行急救。穆迪医生陪我赶到医院，在我照护病患的时候，只要一有空，我们就继续讨论，然后回家路上接着聊下去。
他启发我以严谨的态度去思考这些经验，以及它们对于理解人类意识本质的重要性。临终病人昏迷的脑部对于四周环境仍然有意识和知觉，也能和另一个灵性世界互动，这一点对于理解脑部如何作用而言，意义非常深远。他预测说，濒死研究会让身为一个神经科学家的我声名大噪，而不是当时我所投入的前景被看好的癌症研究。
约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曾经写道，死亡的意象是神话学的开端。而神话则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只是活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也继承了死去人们的遗产，他们在先于我们很久以前就来了，当我们走了以后，他们还会在这里很久。人类的神话为个人的生命赋予意义，也帮助我们解释各种无法被理解为“正常”的事件，例如死亡。
现代社会摒弃了死亡和社会之间存在了几万年的关系。现代葬礼对尸体不理性的防腐处理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而这是一百年前才有的习俗。我们失去彼此的关系，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让我们的社会左支右绌。漂泊不定、忧郁症、药物滥用、酗酒、路霸、枪支暴力，都根源于灵性智慧的匮乏。
穆迪医生的《死后的世界》让我们回忆起关于死亡的永恒智慧。我们不只是死去而已，死亡是个复杂得多的东西。若我们有意识地死去，就会对我们的生命了解更多，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会愈加开阔。借着理解濒死体验，我们回想起部落萨满的智慧、《西藏度亡经》的洞见，以及伟大的世界宗教的起源。穆迪医生的《死后的世界》让我们回想起沉睡在我们心里的灵性。他的书给了我们许多灵性工具，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生命。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一本无论是25年以前或25年以后都极为重要的书。
麦尔文?摩斯
华盛顿大学儿科学副教授，著名濒死体验研究者
2000年
